时间: 2021-08-03 08:34:22 人气: 8 评论: 0
编辑导语：自从这几年自媒体风风火火的进入新闻业，网络资讯反而变得更混乱了，断章取义带节奏的假新闻比比皆是。社**公众是否只能忍受“自媒体”拼凑的低质量文章，乃至要自行分辨假新闻？本文作者对此展开讨论，与大家分享。
在中国，持证上岗的中央、地方新闻单位和正规记者，是最能“名正言顺”地采访报道，实施舆论监督的行为主体。其余那些自以为在做新闻的只能叫“自媒体”。
近期，微信等国内社交网络对“自媒体”展开清查，重申如发布新闻需取得相关资质。这其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规定，不过每次强调以后，执行都越来越严格。对其它一些内容也是如此，比如 B 站要求财经类 up 主考取 CFA 资质。
然而在澳大利亚，情况却似乎是相反的：大型正规媒体在社交网络上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有被一堆中小“自媒体”取而代之的风险。虽然这段风波已经告一段落，但由此引发的讨论却没有平息：
假如有多年历史的老牌大型机构媒体，都因为无法盈利，不能顺应数字化浪潮而被淘汰了，它们留下的空缺是否无法填补？到那时，社**公众是否只能忍受“自媒体”拼凑的低质量文章，乃至要自行分辨假新闻？
由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和第 9 频道等大型媒体集团牵头，澳洲《新闻议价法》进入了立法的最后阶段，该法案要求平台型互联网公司向新闻媒体付费。前期只针对 Facebook 和谷歌两家公司，它们拿走了当地 80% 的数字广告收入。
按澳媒自己的说法，它们辛苦生产的新闻都被平台无偿拿过去使用，获得了大量用户和广告收益。澳媒对自己内容的开价是每年数十亿澳元，约合 100 多亿人民币。
很快，谷歌首先妥协，它与 9 频道签署的协议，每年要支付 3000 多万澳元。因为谈的早，所以给了个不小的“折扣”。这是因为微软的必应搜索表现出了跟澳政府合作的姿态，随时准备取而代之。
而没那么容易被替代的 Facebook 就硬气很多，宣布在自家平台暂停使用澳大利亚媒体的所有内容，也不允许任何用户转载其内容链接。不仅所有澳洲媒体的 Facebook 账户内容都被清空，还有部分澳大利亚政府账户同时被封杀，包含指挥抗疫的卫生机构，以及正在对抗山火的消防局。
Facebook 的解释是《媒体议价法》“没有给出什么才算是新闻内容的清楚指示”，所以不得不使用一个“宽泛的定义”来确认什么才是媒体。当然，这被更多人看作是一种挑衅。
澳洲总理莫里森出面喊话：“想在这做生意，就得遵守我们的法规。”不过澳大利亚本土没有对应 Facebook 的同类平台，中国和俄罗斯的产品他们又不愿意用。
经过多轮**谈后，Facebook 跟澳洲政府达成和解。当局对法案提出四项修订，包括修改强制仲裁机制，以及增加两个月调解期等。Facebook 恢复了对澳媒内容的展现，此后**再与澳洲传媒商议具体的付费协议。
英国广播公司（BBC）《数字星球》节目的分析认为，虽然澳政府之前的态度非常强硬，但是后来灵活地转变了立场。政府没有实现原计划的所有目的，但是做到了让原本自由做生意的公司，不得不跟政府讨价还价，这已经是一项重大进展。
在《媒体议价法》争议期间，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博士研究生杨凡、蒙纳士大学讲师 Robbie Fordyce 在《对话》（The Conversation）撰文指出，如果政府和社交平台的角力僵持不下，Facebook 在澳洲的运营“可能**变得更像中国的微信平台”。
微信公众平台于 2013 年 8 月推出至今，吸引了不计其数的个人和小型工作室开设“自媒体”账号，每天出产数百万篇文章，很大一部分是新闻报道、具备新闻属性或者“夹叙夹议”的，其中充斥着低质量的内容。
这种模式可能很好地迎合了平台方和公众的“需要”，却**带来严重的侵权、假新闻等问题。
文章作者杨凡访谈了 24 名运营澳洲本地微信公众号的华裔员工。澳洲的公众号主要也是面向华人华侨，基本没有华裔之外的受众。
杨凡发现，这些公众号雇佣的“记者”似乎比传统媒体少得多，有的没有专职采编人员。这些“记者”几乎都是短期实习生，其中大多数人不认为自己是专业记者。实际上，他们负责的是将现有的英文报道翻译成中文，编辑加工后重新发布。
“记者”们通常是东拼西凑多个新闻来源，甚至是直接抄袭，可能还**使用机器翻译“洗稿”以避免被发现。另外，这些公众号也经常采用“标题党”策略，对事件夸大其词。
当然，Facebook 不像微信那样禁止外链，因此对内容的管控能力更弱，遇到不实信息也不能一删了事。但微信公众号完全内循环的生态系统，同时截留了所有的广告收入，这样的模式对 Facebook 很有诱惑力。
文章指出，中国和硅谷互联网公司经常互相“借鉴”，今后 Facebook 干脆学习微信推出一个封闭的，平台专属的新闻服务，也不是不可能。
“自媒体”最少只要一人即可分饰撰稿、编辑、营销、内容制作等多重角色，而且对专业性几乎没有要求，也可以将工作外包给外国廉价劳动力，形成“内容农场”。这不禁让人想起山东“新媒体村”以及北马其顿共和国的假新闻影响美国大选等案例。
虽然这些“自媒体”并不严格遵守新闻伦理规范，但也可能正因为如此，它们得以“降低运营成本”，对花大价钱和专业精力做出的传统新闻内容构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挑战。
中国社**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20）》展开了一项 3 万人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在接收新闻信息时，倾向于通过移动端从微信、微博、抖音等新媒体渠道获取信息，电视、纸媒等传统媒体在信息传播方面占有率大大下降。**微信是用户最多、最广泛的新闻信息获取平台。
与此同时，传统媒体手机新闻客户端遭遇现实生存的挑战。手机新闻客户端供给侧多元化内容竞争日趋激烈，对手主要就来自自媒体和聚合类商业平台。而传统媒体的新闻客户端商业模式模糊不清，二次售卖、内容付费、平台模式都无法有效落地。这些问题跟澳洲大型机构媒体遇到的挑战如出一辙。
杨凡和 Fordyce 认为，许多反疫苗接种者、地平论者、白人至上主义者等边缘团体已经在 Facebook 上以“微信模式”运作。如果此时在 Facebook 上不再有较传统的机构媒体产出新闻，那么这种边缘化的新闻模式一定**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
社长认为，相对大媒体，小型团队或个人撰写新闻时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抄袭、洗稿等版权争议，二是缺乏事实核查能力，靠“标题党”吸引眼球，难以公正持平。
某些“自媒体”拼凑和洗稿加工，主要是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但机构媒体并不垄断一条新闻的信源，“自媒体”本来就有其他一些办法，可以规避掉版权问题去报道同一条消息。
尽管机构媒体**尽可能派记者亲赴现场，但它们实际上也非常依赖当事人、事件亲历者自己发布在社交网络上的信息。“自媒体”引用这些信息时，与机构媒体的地位是平等的。
而对于机构媒体如《财新》等的独家报道，“自媒体”也可以依据著作权法对时事新闻的“合理使用”原则，引用其核心内容。《财新》转载规范指出，外部引用总量原则上不得**过原文的 1/10，但合规的转载已经可以让大部分读者不需要付费购买全文。
相对大型媒体而言，小媒体更难以对自身报道做出事实核查，以及坚持公正、持平的原则。有的是不能，另一些是不愿。
例如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成立的“反贪腐基金**”（FBK），该基金**的调查员“从不遵守新闻行业规范，从不寻求对立一方的回应”。“全球深度报道网”评价说，“任何专业的新闻机构都不**接纳这种报道方式。”
如果媒体在同一篇报道、同一个页面当中，不能持平的反映当事各方的观点，可能**让读者对事件的全貌理解产生偏差。而社交网络又往往是“缺乏耐心”的，读者甚至可能只扫一眼标题就完事，更不用说还充斥着“懒人包”这种东西。
在保证信息准确无误的基础上，还要做到全面、持平，无疑对“自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微信等平台的流量分配完全是“适者生存”，因此放弃中庸之道，采取“标题党”策略是这一竞争机制下的必然结果。
在国内，甚至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官媒开设的公众号，也同样采取“标题党”策略，放弃了四平八稳的传统标题。《中国报业》的一篇文章认为这样“符合新时代受众的阅读习惯，可以快速拉近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距离，缩小传受端话语差距，可以创新性地构建媒介形象，进而提升传播效果。”
这带来一个问题：不采用传统机构模式，由小型媒体或个人生产的新闻信息，就一定不可靠吗？如果只在社交网络上摄取不含机构媒体报道的信息，**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
机构媒体和“自媒体”之间并非针锋相对，非黑即白。实际上，不少“自媒体”的主理人有机构媒体从业经验；此外也有一些原本的业余团队，最后可以发展成专业的新闻编辑室。
在澳洲本地就有一个例子，是始创于 2010 年的华人媒体“今日传媒集团”。它最开始提供分类广告和论坛服务，后来访问过多位澳洲总理、前总理、内阁部长和州长，2019 年获得“新州州长多元文化传播奖”的“年度最佳青年记者”等奖项。
虽然大型机构媒体可以传播一些人人都有必要知道的公共信息，在疫情期间更是如此；但是有很多的独立记者和小团体，专门致力于对某些社区成员来说更重要的事情，如少数族裔权利、家庭暴力、自杀等问题。将这些小的媒体降低权重或干脆一同关闭，可能对读者而言是更大的不负责任。
然而，《媒体议价法》仅仅列出了谷歌和 Facebook 两家平台需要给新闻集团、9 频道等头部媒体付费，那些中小型的社区报纸、非盈利机构和自由撰稿人无法从新法中获得更多好处。
澳洲大型机构媒体是推动本次立法的主要势力，也是收取转载费的最主要受益者。这些媒体本身就是 Facebook 和谷歌非常青睐，而且**得到优先展示的新闻来源。相比之下，小媒体和个人撰写的稿件很难获得足够的展示权重。
这一次的讨价还价背后，平台最终仍然希望这些大媒体的报道能够优先回到平台之内，因为媒体基数小，质量有保证，展示效果易于控制。所以，风平浪静之后，小型媒体还是难以撼动大媒体在平台上的地位。
但是经此一役，大型机构媒体可能**发现，它们在社交平台上的地位变得跟“自媒体”也差不多了——从同时掌握渠道和内容的完全体，退化成给社交平台“供稿”的作者团队。与此同时，平台扮演了在众多媒体之上的“总编辑”角色。
微信的“看一看”最近几次更新引入了 # 号话题功能，同时针对热点事件建立了专题页，吸纳众多机构媒体和自媒体从不同角度报道的公众号文章，连它们下面的精选评论也**一并展示。
2018 年起，谷歌新闻引入了“完整报道”（Full Coverage）功能，聚合了热门新闻，本地消息，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访谈等板块。该功能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来自动整理报道专题。最近它开始试着自动判断什么事情正在成为“爆款”，并自动生成专题页。
与之类似的是，事实核查也可以同样作为一项服务（Fact-check as a Service）由平台或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从而这不再是一项被大媒体垄断的技能。这几年，社交网络平台**强制提供事实核查这项“服务”，对假新闻和立场有偏颇的内容，通过加标签和断开链接等方式提供警示。
因为读者越来越缺乏耐心去自行核查多个信源，在同一页面之内保持信息的真实、全面、持平就显得更为重要。幸运的是，平台层面代替了媒体和“自媒体”，正在做类似的尝试。
综合来看，大型机构媒体的优势在于掌握更多一手信源，有更多直接采访和深度报道，并具备事实核查能力，**尽可能产出公正、持平的报道。但是如果它们的巨大开销无法通过盈利来弥补，这样的精品内容产出是不可持续的。
与此同时，小型“自媒体”可以通过利用公共资源，受平台规则约束的基础上扬长避短。所以，一旦大媒体在社交网络上完全缺位，留下的空缺**很快被填补。相信这也不**是新闻业和广大读者的“末日”。
作者：书航，微信公众号：航通社 （ID：lifeissohappy），微博：航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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