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1-08-03 09:23:33 人气: 13 评论: 0
东西方人的差异不仅仅体现在生活方式上，更多时候是体现在思维方式上。
当我注意到饭桌上中国人习惯合食而西方社**习惯分食时，我便开始对这一文化差异以及诞生的原因起了好奇。崇尚集体主义的东方，和主张个人主义的西方，在哪些行为习惯上有着显著的差异呢？而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又是什么？
怀揣着对认知科学以及人类学的兴趣，我读了《思维的版图》、《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有的国家贫穷》、《枪炮、病菌与钢铁 》。
本文将结合三本书中的一些观点，思考东西方思维的差异点，以及思维差异所造成的行为习惯上的区别，最后则探索造成东西方差异的终极原因是什么。
我关注这个的原因有许多，比如以更好地了解一些行为习惯乃至偏好产生的原因（如作者提出强调自然的广告在东方比在西方更受人欢迎），以及在面对全球文化彼此互相影响的时候，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否**有所变化？
我们所讨论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这两种社**的广义区别是 19 世纪以来社**科学最主要的观念，其区分与 19 世纪德国社**科学家费迪南·托尼所做的区分相似：
这各自最好的代表，就是古希腊人和古中国人。希腊人具有一种意识：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行事的意识。实际上，伴随着希腊人的个人意志意识的是一种强烈的本体意识，个人主义这个词就很可能是希腊人或希伯来人发明的。这种对于个体个性的追求，从奥林匹克运动**的举办，到《奥德赛》和《伊利亚特》中的神和人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等，都可见一斑。
古中国人则恰恰相反，对于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个集体或几个集体（家族、村子，尤其是一个家庭）中的一员，并不太在意对他人的控制或环境的影响而更在意自我控制，因此中国人**把在家庭中、村子里与他人的摩擦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更好地服从由地方官管理的国家的要求。另一个表现就像中国的主要道德体系儒家思想，基本上描绘了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之间的义务。也因此，东方人**比西方人能够更准确地觉察到他人的情感和态度。
中国人对幸福的看法与希腊人也有所不同，希腊人认为可以自由地施展才华这样的生活是幸福，而中国人则认为幸福是一种与人和谐、淡泊宁静、知足常乐的生活状态。这一点的佐证也有很多，希腊的花瓶、酒杯上展现的是战争、体育竞赛和豪饮狂欢的场面，而中国的画卷、瓷器上描绘的是家庭生活和乡间乐趣。也因此直到现在，你可以发现强调自然的广告在亚洲远比在西方成功得多。
除了费迪南·托尼的区分外，黑兹尔·马库斯和北山志乃提出的“相互依存”和“独立”也传达了个人或集体的观念。独立性或相互依存性的培养严格地说是从有围栏的童床开始的。对于美国的婴儿来说，与父母分开睡觉。独自睡在一张小床上，甚至独自睡在一个房间里，这很平常。而东亚的婴儿与父母睡在同一张床上则是极为普遍的情况。小孩在睡醒之后，一个中国的婴儿常常是有几代人围着团团转。
概括来说，东西方思维差异体现在如下8点：
1. 关注和感知的模式：东方人关注环境而西方人关注物体，东方人比西方人更喜欢研究事件之间的关系。
有一个很典型的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家分别让京都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学生观看了八张彩色的生机勃勃的水下虚光照，其画面上都有一条鱼或多条鱼处于“焦点”位置，比画面上其他的东西体积要大、颜色更鲜明、运动得更快。每个画面中还有运动较为缓慢的动物，有植物、岩石、水泡等等。这个画面持续了大约 20 秒。然后又放映了一遍。在第二次放映完之后，参与者们要回答他们所看到的东西。
有同样多的美国人和日本人都提到了处于焦点位置的鱼。但是 60%以上的日本人都提到了背景成分，包括水，岩石、水泡以及无生命的动植物。另外，日本的参与者的第一句话往往指的是环境（“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池塘”）。而美国参与者的第一句话有三倍的可能是指处于焦点位置的鱼（“那儿有一条大鱼，可能是鲑鱼，向左边游去了。”）
因此的结论是：东方人比西方人相对来说更关注背景。也就是说，西方人相对来说看不到一定背景中物体的变化，也看不到物体间关系的变化，而相应的我们也可以说西方人比东方人能够更快地捕捉到前景中物体的变换。
从另一面来说，中国人不愿意做手术是由于中国人对和谐与各种关系的看法，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健康有赖于身体各种力量的平衡以及身体各部位的关系。
而中国人倾向于研究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可以体现在过去请看风水这样的习惯上。
2. 关于世界构成的基本假设：东方人看到的是物质，而西方人看到的是物体。
看一块儿木头，中国哲学家看到的是，由单一物质组成的无隙的整体或者是几种物质水乳交融而构成的整体，希腊哲学家看到的是由微粒组成的物体。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人，世界本质的背景图式是物质的整体，而不是互不关联的物体的集合；而在希腊哲学中的背景图式里物体是孤立的。
对于世界构成的不同理解，贯穿了下述的许多表现。
3. 对环境的控制能力的认知：西方人比东方人更相信对环境的控制能力。
20世纪心理学家提出证据说经济和社**因素**影响感知习惯。赫尔曼·威特金提出「场依存」，指对一个物体的感知受到其所出现的背景或环境的影响程度。举例来说，人们从复杂背景中发现指定的简单图形时间越长，场依存程度越深。
有的人在工作中很少与他人相互密切协作，比如狩猎、采集，与这些人们相比，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对场有更强的依赖性。传统的农民比生活在工业社**里的人们有着更强的场依存性。
中国作为东南亚文化的母体文化发源地，同样也是世界上两个最古老的农业中心之一，受到农业的影响较西方更深，在下一部分我**详细说明农业究竟是如何左右国家进程的。
对于环境的控制能力的认知，同样体现在了“对于生活的掌控感”上。社**心理学家艾伦·兰格把“控制的幻想”定义为对个人成功的期望**出客观可能性所能提供的保证。
如果生活是简单的，你只要机灵小心就**获得成功，那么生活就是可控制的。如果生活是复杂的，要接受命运变幻的裁判，那么生活就不太容易掌握。研究证明亚洲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有充分的信心来把握自己，亚洲人不是努力来控制形势而是极力地要适应形势。
对于亚洲人来说，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地方，是由连续不断的物质构成的，从整体理解世界比**面地看世界要好理解得多，亚洲人更喜欢集体控制而不是个人控制。
对于西方人来说，世界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地方，是由孤立的物体构成的，理解这些东西不用考虑它们的背景，西方人高度倾向于个人控制。
4. 对静止和变化的看法：西方人看到的是静止而东方人看到的是变化。
虽然公元前6世纪赫拉克利特就提出“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表明世界是变化的，但是到了公元前 5 世纪，巴门尼德用几个很简单的步骤“证明”变化是不可能的，认为世界是静止的这一观点隆重登场，受到西方主流的认同。
而中国人的人生观是由三种哲学：道家、儒家以及后来的佛教融合塑造的。每一种哲学都强调和谐，大部分都反对抽象的思辨，比如道家的阴阳、《道德经》的福兮祸之所伏、或者著名的塞翁失马的典故，这个故事表现了东方人的人生态度，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且充满了矛盾。要理解事件的一种状态就要从该事件存在的对立面来把握，现在真实存在的可能**向其对立面转化。
对于变化与否的认知不同还表现在，美国人认为性格是相对固定的，而亚洲人认为性格是有可塑性的，这与西方长期以来认为世界是静止的传统和东方长期以来认为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传统是相一致的。（比如凶手行凶的理由是个人性格还是环境使然。）
5. 解释事件的方式：西方人关注物体，东方人看到的是包括环境在内的更为广大的网络。
当被要求“谈谈自己”的时候，北美人们**给你谈他们的人格特点（友情，工作情况）职业类别（“老师”、“我在一家制造集成电路的公司工作“）喜爱的活动（我常常去野营）。美国人的自我描述不受环境影响。当调查人员指定一个背景的话美国人就不知道该怎们说了一一“我就是我。”
中国、日本、韩国的自我却对环境有很强的依赖性（“我工作严肃认真”“我喜欢与朋友们开玩笑）。在描绘他们自己的时侯，亚洲人在很大程度上要用其他社**角色做参照（我是约翰的朋友）。而美国人就比较少。另一项研究也发现有两倍于美国人的日本人在自我描绘的时候**参照他人“我与姐姐一起做晚饭”）。
另一个表现是，中国人倾向于把行为归因于背景，而美国人则把同样的行为归因于做事的人。美国人认为足球赛的结果主要归因于运动员的个人能力。“新手辛普森带领着队员们进了 11 个球，但是球队获胜的关键在于防守。”“我们得到了一位十分优秀的守门员，他是去年决赛的最佳防守球员……”而香港的运动员和教练的归属往往是指其他队的队员和背景：“我们很幸运地在终场时以一分的优势获胜，我对战胜他们一直都充满信心。我猜想南华队在大陆踢完四边锦标赛后有点儿累了。”
6. 组织世界的习惯：西方人喜欢归类而东方人更强调各种关系。
关于这一点的理解同样可以通过一个心理学实验看待：“猴子、奶牛、香蕉”三者中哪两个是可以分为一类的？”东方人往往**把猴子和香蕉分为一类，而西方人往往将猴子和奶牛分为一类。
实际上，归类出「都是动物」的这一过程，就是在抽象出「属性」。希腊语本身就使人们要着眼于属性，并把这些属性转变成抽象的概念。就如在其他印-欧语系中一样，每一个形容词在后面加上一个相当于英语的”ness’ 的后缀都可以变成名词：White（白色的）变成了whiteness（白色），kind（和蔼的）变成了kindness（和蔼）。
7. 辩证法的运用：东方人在遇到对抗时喜欢中庸之道，而西方人更喜欢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
有一种说法，希腊人发明了辩论，而中国人发明了辩证。希腊开放的社**以及多国邦的结构助长了人与人的辩论可能，而「逻辑」就在辩论时为了说服对方的过程里产生了，亚里士多德发明的「三段论」就是对于逻辑的一次总结归纳。
辩证思维某种意义上是逻辑思维的反面。辩证思维不是寻求脱离背景而是在适当的背景下看待事物：事件的发生不是孤立的，而总是包含在有意义的整体当中，在这个整体当中各种因素不断变化、不断地重组。孤立地思考一个物体或事件，把抽象的规则运用到这些物体或事件当中，就**走极端，得出错误的结论。中庸之道才是其论证的目标。
8. 对形式逻辑规则的运用：西方人比东方人更喜欢用逻辑规律来理解事件。
比如，面对冲突的时候，东西方协商的方法并不相同，西方人通过辩论来解决问题，而东方人则更倾向于避免冲突的产生。这同样也反映在了现代法律的制定上，因为辩论的传统与法律和科学方面的修辞风格是一致的。
亚洲的法律中也没有具有挑战性的修辞学形式，在亚洲法律不像在西方那样主要由对立双方的争辩构成。比较典型的是，争论双方把他们的情况诉诸中间人。中间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公平而是通过寻求一条中间道路减少对立双方的仇恨。他们根本不**根据普遍的原则找到一种法定冲突的解决办法，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情。
我们刚刚讨论了东西方思维与行为上有哪些差异，接下来我们追根溯源试图了解形成认知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已知古中国和古希腊的社**生态在产生不同的经济，政治和社**布局方面迥然不同，那是什么影响到了思维层面的区别？
这个问题异常的庞大，经济、教育、文化……似乎每一个都与之相关，但这种通常的看法混淆了我们可以称之为近因（proximate cause）或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与终极原因（ultimate cause）或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的两个概念，比如，经济同样**影响教育，教育也**反作用在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上，那又是什么决定了不同国家经济的差异呢？
在讨论下面的内容前，我需要强调的是，唯物主义并不是决定论一一即其他因素一样的情况下，物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经济因素，因此进一步影响到文化因素。这种描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根本不是唯物主义：影响思维习惯的关键因素是社**因素。而那些重要的社**事实可以由那些在本质上与经济无关的力量产生和维护。
下图的左侧是理查德·尼斯贝特绘制的影响认知过程的模型，右侧是详细描述了粮食生产的方式是如何影响到社**体制建立的。
中国的社**生态主要由相对来说比较肥沃的平原、丘陵和可以通航的河流构成，有利于农业生产，因此中央集权统治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实行。农业国家的人民需要彼此和睦相处一一并不一定要彼此喜欢一一但是要以一种大家都看得过去的融治方式生活在一起。
在以水稻种植为特点的中国南方和日本情况尤其如此。这种特点要求人们彼此协作来耕种土地，但是在需要灌溉的地方，这一点也很重要，灌溉系统要求实行集中管理。
在中国内部，南北方水稻小麦种植也**对于思维产生差异，芝加哥大学行为科学助教 Thomas Talhelm的《你在星巴克都有些什么发现》非常有趣，值得一读。
希腊的社**生态主要由延伸到海洋中的山脉细成，便于狩借、放牧、渔猎和贸易。这些职业相对来说并不需要与他人合作。实际上，除了贸易，这些经济活动并不严格要求群体的稳定。
固定的农业生产来到希腊几乎比中国晚了 2000 多年，但它的农业在很多地区很快就商业化了，而不仅仅是维持生活所需，因此更像是商人。
社**实践也**直接影响思维习惯，辩证法和逻辑都可以看做是处理社**冲突的认识工具。我们不**认为社**存在以和谐为基础的人们**具有对抗或争论的传统。
相反，在遇到观点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解决这些矛盾，**越矛盾或者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对于粮食生产的探究实际上也有证据，认知的经济——社**描述恰好适合于西方的一些重要历史变革。由于西方在中世纪时也是以农业为主，其个人主义的特点有所减弱。
欧洲的农民在相互依赖、日常生活的自由或理性推理方面与中国的农民或许没有太大差别。在知识和文化成就方面。欧洲是一潭死水。
然而，在中世纪末期，欧洲农业的发展创造了足够多的财富。与古希腊的城邦十分相像的新的贸易中心出现了，如意大利的城邦。
后来，北部的城邦高度自治，大部分不服从君主统治，许多这样的城邦多少有点儿民主，至少是寡头政治的特点。而城邦及富有的商人阶层重新兴起关联到个人主义、个人自由、理性主义和科学的复兴。
15 世纪，欧洲从千年的麻木中苏醒并开始与中国在几乎所有的领域中展开了竞争，而在15世纪，恰恰郑和下西洋，其目的主要就是为了让他国认识到中国的强大，中国在当时世界中心的地位强化了中国人缺乏好奇心的特点，即使到了现代，中国的哲学家对知识的运用也远比知识本身的抽象**化感兴趣。
而欧洲的历史则创造了一种新型人物——他们认为个体是与比较大的群体相分离的、要自由地进行思考——伽利略和牛顿做出了重大发现，这并不是因为没有人限制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的求知欲和严谨的思维习惯。
我的本专业是生物学，自己恰好也正在写毕业论文，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枪炮、病菌与钢铁 》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有过一段鸟类演化研究的经历，他在后来转向人类学研究的时候，同样带入了鸟类自然观察实验法的一些技巧。
在我上生态学课程的时候，我的展示作业就是一篇生态学中鸟类观察的文献——《美国东北部针叶林中五种莺的种群生态学研究》，而我当初选择那篇文章的原因也是因为作者论证和探索的过程着实有趣精彩。
我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有意用更实验的目光看待关于人文科学的一些问题，在读到贾雷德·戴蒙德后，发现自己竟误打误撞了一条有趣的思考方式。
于我来说，生物学作为一门底层基础学科，给予我的未必是本身的知识，而是一种探求问题本质的目光。而回归到设计产品的事情中，如何理解用户的真实需求？如何更好地与他们共情？乃至，如何帮助用户更好地生活？这是我仍然在学习与探索的。
本文由 @ 竹本一世 原创发布于人人都是产品经理。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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