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 2021-08-03 09:40:01 人气: 4 评论: 0
导读：本专题横跨两千年的东西方思想史，借鉴文化历史学、心理学、政治哲学、精神分析、人类学、演化论等多种**，一层一层剥开压在真相之上的文化屏障，尝试揭示后互联网时代下，“自恋社**”的形成机制。这是作者对后互联网社**如何塑造人性的一次深刻研究，内容较专业，建议慢速阅读。无论你是从事商业、运营、产品、企业管理、科研，相信本文都能为你提供参考价值。
“活着是世界是最罕见的事情，大多数人只是存在着，仅此而已。”
To live is the rarest thing in the world. Most people exist, that is all.
不知道奥斯卡·王尔德一个多世纪前写下这句话时是抱着什么心态，痛惜、嘲讽还是愤怒？真相是永远不得而知了，但就结果而言，我觉得更像一句诅咒，因为它应验了，在今天。
人类的思维很难跳出所生所长的环境。对于活在黑白世界的人，彩虹在他眼中也只是一座跨越天际的水泥桥。正如我们嘲笑蚂蚁眼中的世界是二维（平面）的，而我们眼中的世界却能够达到四维，谁知道是否有一种“观察力”更高维的物种悄悄嘲笑我们，世界其实是八维的呢？
为避免局限的思维蒙蔽双眼，我们不妨借用下遥远外星人的视角：有个高度发达的外星文明，考察地球文化，它先黑进了国内几个互联网社交平台，透过网民理解地球文明，外星人发现：为方便阅读，已将外星人思维描述翻译成中文。
于是外星人上报结论：
地球人物质富裕，重视文化传承，努力进取，喜欢思辨讨论，权利及责任意识强，对同类或其他物种均高度友善，生态观强，商业发达。
外星人收到报告后，举球沸腾，决定派人进一步深度体验真实的地球生活。该外星人装扮成东亚人，渗透进了一中产阶级家庭，结果惊讶发现，跟报告的相反。地球人普遍存在表里不如一的特性，行为动机看似复杂，实则高度有规律：
外星人百思不得其解，便用八维透镜一照：哟，地球成年人竟大量存在着“空心人”。难道他们并非生命体，而是人工智能机械人？外星人对着儿童一照，却都有“心”。
这是怎么回事？问题必然出在文化历史中。
于是，外星人决定先从当今占据人类社**的主流文化，西方文化的发端着手。
著名神话学研究学者坎贝尔曾言：
不服从，是生命真正的开端。
这里说的“不服从”不是指反抗外部（叛逆），比如：不服从长辈、不服从权威，此处强调的是“内在”，即对“无意识自我”，或者说“本能自我”的不服从。
古希腊神话中，艺术工匠师代达罗斯（Daedalus）为了逃离克里特岛，做了两对翅膀，以便携儿子伊卡洛斯（Icarus）飞离他发明的克里特迷宫。他告诫儿子：以中庸之道飞行，别飞太低，**被海浪潮汐冲击，也别非太高，**被太阳融掉翅膀上的蜡。
结果飞行过程中，伊卡洛斯越飞越高兴，全然忘了父亲的警告，结果飞的太高，蜡熔而葬身大海。
你**怎么解读这个古希腊神话？
从文艺复兴至20世纪初，由于迎合社**革命、人文主义的需要，人们大都将伊卡洛斯解读为“为了理想而献身”；到了现当代，为了增加消费获得经济增长，迎合消费主义、个人主义浪潮，人们又将伊卡洛斯解读为“做你自己”，或者是“活出真我风采”。
以上解读，均扭曲了神话原本的寓意。一出古希腊悲剧，无疑是为了“人的觉醒”，又怎么可能是“我的地**我做主”这种忽悠青少年的傻白甜式宣言呢？
神话原本的寓意是：
人类不能任由欲望、激情和情绪掌控自我，需主动控制内心，以免坠入灾难。
颇为讽刺，尝试向人传达“人的觉醒”的代达罗斯被世人遗忘，反倒是作为负面示范的伊卡洛斯为世人歌颂，这就非常尴尬了。
巧合的是，与古希腊文明“隔洋相望”的华夏文明，先哲们同样提出了“常常保持反省以保持自我”的思想。譬如：《易经》的“守持正固”，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
东西方先贤都提出了一致的观点：生命发展的实质是不要服从「自我」，这看似一种悖论，但当代量子物理世界观、测不准原理反倒“证明”了“真理”的悖论性。
换句话说，唯有否定当下的「自我」，进而才能发展「自我」。
下文我将**论述，这种“自我认错”的方式是我们“把握自我”的最佳方式。
但现实中，只要我们稍微留意下周边，就**发现，别说“否定自我”了，就连阅读一点稍微要动脑子的精神性文章，这些孔圣人、苏格拉底的徒子徒孙们也大都直接关掉。
为什么这些两千年前就提出的宝贵精神，非但没能发扬光大，反到销声匿迹了？
我们不妨从思想的视角简短回顾下华夏历史。
很多人直到今天仍然对“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充满浪漫主义的想象，事实上，史学界也认为那五六百年“堪称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有活力的年代”。
当年知识分子对智慧追求的激情，绝不亚于现代人对金钱的狂热，涌现了一大批影响世界的思想家，时至当代，仍不少西方学者对老庄、孙武的哲学思想奉为圭臬，推崇不已。
按理说，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无论是道家还是儒家（早期）思想均隐含“向内深思”的特性。但是，秦首次统一中国后，出于管理庞大帝国的需要，推行“法治”，表面是儒家思想，内在实行法家，同时吸纳了道家的“术”。
注：西汉之初，为了恢复国力，曾短暂实施了道家无为而治的哲学。
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此时，儒家思想主张“文官系统”与“皇权”保持彼此制衡的关系，颇有现代内阁制的雏形。学习过政治哲学的朋友就明白，体制对于普通百姓的思维方式影响非常深刻，譬如：“三权分立”自然**形成老百姓的权利及责任意识。
遗憾的是，自东汉起，君权强大，文官系统遭到破坏，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在《说中国》谈到：
自此后2000年，中国不再有真正意义的独立文官系统制衡皇权，这开始滋生了底层百姓的“奴性”。
隋唐起，外来佛教与本土道教相互吸纳，整合发展，汉佛教自成系统（此时传到了日本、朝鲜、南亚）。有唐一代，以宏大的接受能力吸纳了大量外来文化，气势宏大。用我们现在人的话来说，唐朝百姓们对新思想新事物是抱着欣赏的态度，谦逊而愿意学习接纳，这与清朝的闭关锁国，与当代人没看几本书就敢自称“专家”形成鲜明反差。
正所谓盛极而衰，自宋朝起，迫于“国际形势”（辽、金、西夏）的威胁，两宋学者重新组织儒学，注重社**人伦秩序，以务实取代精神性修养，儒学在两宋期间虽获得系统化，树立了经典权威，却也失去了吸收外来文化的弹性。这潜移默化的培养了大量“孔乙己”式的迂腐僵化的旧式“书呆子”。
至此，朝代更换，可儒家权威及其造成的社**制度却是长久存在，再难改变。
我们现代人都知道，世界是动态发展的，再优秀的思想，也必须时时根据世界的变化进行修正，获得全新的解释，固化只**走向衰亡。
时至元朝，蒙元史学家萧启庆认为：
这是一个暴力征服王朝，不能归属“中国”朝代。
事实上，元朝统治者曾计划将华夏大地转化成广大牧地，后因气候地理不合适，遂放弃。在这一外来征服王朝的暴力统治下，文官完全沦为统治的工具，更别提制衡性与独立性。
但是到了明朝，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农民出身的汉人皇帝并没为农民做些什么，朱明皇朝竟延续了蒙元暴力统治的传统。明太祖出于对于专制皇权的需求，删除了儒家学说中一切抗衡政权的内容。
元、明两朝六七百年的残酷统治，彻底扭曲了国民的人权意识，“奴性”自此根深蒂固的渗透进国民灵魂深处，对国民性的伤害不可估量，延续至今。这解释了为何当下国民普通对官僚权威高度顺从，见到“官员”、“老板”时一副卑躬屈膝、阿谀逢迎的姿态。
明末，虽王阳明学派兴起，涌现了一些民主思想科学观念，可惜好景不长，满清入主后，再次回归儒家朱子学说，以“忠君”、“守礼”的思想灌输驯化文化精英。
满清终究“自食恶果”。清朝末年，当时的有识之士均已意识到世界的剧变，但号称一代名臣且拥有实权的当朝大臣们，无论是曾国潘、左宗棠还是李鸿章，竟皆放不下君臣伦理观，无人敢以武力要挟政府实行改革。
真正参加革命的反倒是远离知识精英阶层的社**边缘人物，比如：孙中山。
1897年，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出于当年时代内忧外患的国情需要，严复曲解原文。无奈，由于传统精神的缺席，国民急需某种哲学思想填充“人心”。此时，严复“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面解读竟然在国内颇具人气，很快蔓延成为许多人根深蒂固的生存之道。
这正是西方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现实主义在我们文化中的各个层面，都很容易流行起来的文化渊源。丁来先教授在《故事人类学》中谈到，这导致我们更容易呈现出“外向而现实”的特性，缺少深沉内省的精神倾向。
至此，我们很遗憾的发现：我们国民思想中最宝贵精神性的一面：开放、谦逊、制衡、吸纳创新等等，已经在腥风血雨的残酷历史中黯然失色，剩下的主导思想无非是残存的受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家人伦，以及西方思潮中的“实用哲学”，但是对于驾驭科学、中和理性之毒的批判哲学、精神性智慧，却全然没有吸纳。
残存的儒家思想过于夸大人伦社**性的一面，忽视了人的多重本性之间有机的、神秘的和谐的联系。
现代科学，无论是复杂系统、量子力学、不完备性定理，皆逆向“证实”了人类思维深处“神性”的一面……
遗憾的是，我们当代文化中已然丢失了有关人的本质中神性基础的部分，这导致民族的“灵魂感”很弱——即，我们可能更在意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俗世”，而对于精神智慧层面的事物不太感冒。
我们可以跟基督教的横向对比中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当代以感官刺激为主的猎奇式“网络小说”盛行国内互联网几十年，但这些快餐式小说在基督教文化圈完全发展不起来，他们对缺乏精神智慧的猎奇故事不太感兴趣。
如果你周末去图书馆逛一圈，就**发现：占座的全是考试、考证、出国留学等功利式动机的学习，精神性学习、文化思想阅读的人几近绝迹。
学过系统论的同学就知道，一个健康的系统，始终处于动态构建中，它必须伴随一个反馈纠错机制。用热力学的话来说，就是需要吸纳负熵来抵消熵的自发增长。
虽然我们古典文化中宝贵的精神性一面遗失了，难道我们不能在现代化的众多浪潮中重新找回呢？
原因是：西方近现代思潮也陷入了某种隐秘的认知盲点。
法兰克福学派创世人，德国社**哲学家霍克海默，在与阿多诺的一部合著《启蒙辩证法》中，对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潮，包括理性主义、马克思哲学在内，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它们都犯了“历史进步主义”的倾向。
霍克海默并非反对科学技术的进步，他极力反对的是：将科学与理性视为人类实践活动与思想方式唯一**基础的狭隘进步主义观。国内有句大家耳熟能详的口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便是对这句话的完美诠释。
这种狭隘进步观，**导致人类对理性的盲目崇拜，最终使“自我”精神性的一面让位给纯粹的工具理性，让“自我”丧失独立性，被吸纳进社**的意识形态中。
说的更直白点，人将变得不是人。
历史进步主义的概念有点复杂，李少加举个例子说明下：
在当代，很多人**认为，人生一场，成为“人生赢家”是天经地义的目标。在这唯一人生使命的指导下，我们自然把赚钱当做最理性事项，以至于读书、兴趣爱好、选专业、择业甚至置业、择偶都以此为标准。
换而言之，你的“理性思维”已经沦为实现“人生赢家”这一目标的“工具”。
那么，究竟“你”是“你”自己的主体，还是“人生赢家”是你的主体？
问题出在：“人生赢家”这个我们未曾质疑过的元认知目标上。
其实，“人生赢家”这种概念也只是我们现代人才有。譬如：古埃及人**认为，人生一场最要紧是多行善事。以在死后的冥世法庭上通过“阿米特”的审判。
注：古埃及人认为死后才是人生的真正开始。
古印度人**认为获得内在的佛性才是人生的意义。请注意，我们并没有任何所谓“评判标准”来证实当代“人生赢家”的意识形态优于古印度人或者古埃及人。
事实上，无论是以对生态造成的破坏，或者以人们对生命意义的主观感受来看，当代人的人生目标（没有精神性）显然远远不如古人。拥有精神性目标的人其思维是彻底解放不受限制的，而当代人却高度局限性，眼中只见到“名利”。
要知道，一个严谨的学者**说，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但可没人说，历史是向前“进步”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学者反对将进化论翻译成“进化”，确切的说法是“演化论”。
我个人理解，这便是反对历史进步主义的实质，失去了跳出时代狭隘思潮的纠错思维。就好像，让受惊了的领头羊，奔向羊群的队尾，让它们永无止境的坠入无意义的循环亡命中。
政治哲学家马尔库塞最负盛名的著作《单向度的人》，其中心论题便是批评进步主义，工业社**成功的压制了人们内心深处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越性的向度。使这个社**成为了单向度的社**，而生活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
而资本主义世界观操纵人的核心便是贪婪。
贪婪是人的天性，无论是唐朝诗人、古希腊哲学家、中世纪地主还是当代城中村农民，每个人都贪婪。但是，在宗教支配的古代社**，世界各地的文化中，任何敛财的行为普遍被视为“为富不仁”，这至上从伦理层面有效制约人类的贪婪。
比如：如果当代国民坚信不劳动而获利死后**下地狱，还有人炒房么？
感谢资本主义吧，人们不用再因为贪婪而惶惶不可终日了。
韦伯在其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一针见血指出：
资本主义的动力并非贪婪，而是把贪婪崇高化了。
所以我们特别需要脱离统治者狭隘视角的历史学家，譬如：尤瓦尔·赫拉利这类学者，他们**告诉你，进不进步，取决于你观察的维度。
马尔库塞就曾警告，他直接指出：
“我们需要保存和培养残留的否定的东西”。
那么，这种思维中的“否定性”对于我们个人心智的发展成熟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失去“否定性”又**怎样呢？
至此，我们可以暂时回溯下，根植于我们“国民性”深渊的三个根深蒂固的底层元思维：
社**心理学家DeWall研究发现：
自1980到2007年间，流行歌曲的歌词中“我”出现的越来越多，而“我们”出现的频率则大幅度降低。
国内同样如此，譬如：曲风从上世纪80年代的欢迎朋友的舒缓歌曲，如：1979《小城故事》转变成21世纪歌颂自我的激情歌曲《我的地**》。
背着以上沉重历史思维的我们，终于开启了互联网世纪的大门，等待着我们的又**是什么？
铺天盖地的“身份”。
首先，需声明下，「身份」是我们与世界打交道必不可少的中介。譬如：婴幼儿时期，我们的身份是父母眼中的“乖宝宝”；教室中，我们的身份是学生；学生社团中，我们的身份是团长、干部等等。
一旦我们不愿接受特定的身份，譬如：与父亲相处时不接受“儿子”身份，那就**出乱子，可能**引发一阵暴揍。
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其著作《自我的根源》中提到：
我们的存在性困境（即焦虑感、痛苦感）来源于对“无意义的恐惧”。
如果我们要实质感受到“生活的意义”，就需要依赖我们每次临时性扮演的「身份」。
譬如：你依赖学生（实习生）的身份感受到“获得进步”的肯定感，依赖父母亲的身份感受到“培育下一代”的成就感，或者依赖志愿者的身份感受到对人类社**的贡献感。
事实上，只要没被人敲晕，我们都必须有一个「身份」主导着当下「自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说“人生如戏”，因为我们确实一路扮演，全靠演技。
当代的问题在于，需要扮演的「身份」太多、太对立。
传统社**中，人们的身份非常稳定，多数人一辈子仅从事一种职业，而妇女的身份则更少。虽然在当代人看来，这种一成不变的身份或许有点无趣，但它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人们哪怕不需要经常反思，也能控制「自我」，毫无压力。
对「自我」拥有充分的控制感，则能进入精神分析师莱恩所说的“存在性安全感”的状态：
一个基本上有着存在性安全感的人，他对自己和他人的现实性与统一性具有根本上是稳固的感觉……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实在性、真实性以及内在的价值。
这种存在性安全感，其实就是一种稳定的自我，一种能够成熟驾驭各种身份，游刃有余而又不**分裂的自我。
注：后面**谈到这种存在性安全感对于维持“自尊”的重要性。
但是现代，尤其是市场化经济之后，人们面临激烈的社**竞争，一辈子从事多种职业非常普遍。此外，互联网正在构建一个多元无上限的“虚拟世界”，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在互联网（包括游戏、社交平台）上轻松扮演任何角色。
这**导致什么情况？
晚上，你在网上是个“霸道总裁”或者是“拯救世界的英雄”或者是“万人迷”，被人奉承被人迎合；到了早上，又变成了对上级唯唯诺诺的基层，对客户任劳任怨的老**牛。
我们要处理这些对立冲突的身份，需要的是驾驭完全不同的人格，当一个人每天反反复复切换先祖们，一辈子都无需承担的那么多身份时，如果我问一句：哪个才是真实的你？你**怎么回答？
每一个都是你，好像又每一个都不是。
这便是灾难的开端，要短时间内演好诸多身份，同时还不丢失「自我」，除了少数职业间谍，谁能做得到？
一旦我们在众多身份中迷失，就**陷入两种情况：
「自我」一旦不能相对稳定，人就**很痛苦。那么“自我”到底该如何获得？
其实古代先哲早已替我们找到了解决方法，用佛教的说法是“用心成佛，一念之间”，用东方思想家的说法是“守持正固”，用西方的说法是“反思自我”。
但是，前面对文化的历史性剖析时已经谈到，儒家的功利务实化，历史进步主义思潮的普世化，让我们这种“反思”能力在成长过程中早早被社**移除掉了。
那么，当人们没法通过深度反思（向内沉思）的方式消除内在焦虑、不安感时，怎么办？
学过社**心理学的朋友就知道了，我们**本能的选择一种原始而简单的方式掩盖这种不安：提升自尊。
注：顺带强调一下，当放弃反思模式时，个人已经开始往“空心”方向发展了。
自尊，即一个人「对自」我的全面评价。
从进化的观点看，原始人类作为社**动物，我们祖先的命运取决于同一社群的人如何评价他们，当周边人对他们评价高时，能受到群体保护，从而极大增加生存概率；反之，则容易被淘汰。
于是，我们演化了一种情绪感受来敏锐的监控外界对我们的评价，这种情绪感受就是自尊的雏形。
譬如：当我们遭父母亲戚漠视、告白失败或伙伴们不理睬时，就**强烈体验到“低自尊”——感到焦虑，缺乏安全感，从而调整行为以重新获得他人接纳、喜欢。
你或许留意到了，低自尊跟上面提到的分裂的「自我」竟产生了同样的情绪反应——焦虑、不安全感。这似乎不难理解，对于失去「自我」的“空心人”，也就等于一个对自我评价为“无穷小”的人，这当然是极低的自尊。
本文就不对两者的内在关联进行深度剖析，这里强调下：对于原本心理健康（即维持自尊正常）的人，也**由于「自我」分裂而陷入追求病态高自尊的盲目中。毕竟，高自尊能获得强烈的安全感、归属感，抵御焦虑感，甚至能削弱对死亡的恐惧。这也是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极力维持自己的自尊。
心理学家Bushman，近年做的一项实验表明：
当代大学生看重自尊远高于性爱、朋友社交、收入、美食美酒。
高自尊本身没问题，问题出在维持高自尊的方式上。
但是，结合我们前面对华夏思想史的分析可以看到，我们的民族在漫长苦难的朝代中已经丢弃了“神性本质”的人文基础，只剩下务实功利、精神空洞的“弱灵魂”人性。
这意味着，通过内在方式维持高自尊，对于大众而言，就像把天天玩手机的年轻人，赤身裸体丢到原始丛林中生存七天七夜那么难。
你也许**觉得，没关系啊，我用“由外而内”的方式不就行了？
很遗憾，心理学家通过实验指出：
跟那些将自尊建立在内部因素（精神性修养）的人相比，自尊主要依赖外部（财富、美丽、成绩）的人，其自我价值感更加脆弱。
这很好理解。毕竟，精神性修养，实质就是关注“自我与世界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像极了浑厚的情感，因而这种「深度自我」非常稳固，对「深度自我」的把握即是进入莱恩所谓的“存在性安全感”的心境。
而依赖外部因素的人，则过于关注“表象自我”。这就形同戴上了一幅偏光镜，将世界割裂成“与我有关”跟“与我无关”两部分。
对自尊的强烈需求，就这样转换成一种病态「自恋」的状态——即自我为中心、夸大自己的重要性（“自我服务”偏差）、只听恭维不接受批评、对名利财色的疯狂追求、狭隘利己、缺乏同情心，更容易采取尚未开化的原始本能行动。说的通俗点，相比人性，兽性多点。
高自尊本身不是坏事，但一旦高自尊掺杂了自恋，就**引发大问题。
据心理学家琼·特韦奇数十年对当代人「自我」的追踪研究，结论显示：
现在的年轻一代，呈现出大范围的自恋特性。
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落选的约翰·麦凯恩意味深长的感慨了一句：
美国人已经不需要政治家了，他们需要的是明星（奥巴马很有明星范）。
当代人为什么“追星”泛滥？
因为我们把“自我”投射到明星身上了。明星，即我们的“代表”，我们追星的实质就是在“追求自己”，就是在自恋。这样就能很好解释，为何爱财如命的普通大众，竟愿意投入大量金钱精力支持自己心仪的明星。
这就可以很好的解释，为何创造101，像杨**越这类天赋、才能、努力均低于平均水平的候选人，也可以获得大众青睐。原因在于：这类人更具弱势群体的特征，容易满足这类人群的自恋式投射。
同样的，王菊也代表了另外一类群体，这些群体内心都隐含着他“支持对象”的特质（或许很多观众本人都尚未意识到），即支持他人，其实是在支持自己——自恋。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媒体一直大肆吐槽，当下民众已经不在意真相，只在乎立场了，因为立场能投射自我、能获得群体归属感，但真相只能满足智慧求知欲。
当人们的日常生活、人际相处关系、消费目标，娱乐界、知识界、媒体界直至经济、政治都全面卷入这种“全民自恋”编织的网络中，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迈进了“自恋社**”。
一切生活，皆为自恋。
这又有什么问题呢？这便回到开篇，天才王尔德的那句话了：生活变成罕见的事情，人们只是存在着。
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就是，你有多久没获得一种厚实的意义感、幸福感了？你是否更高频率的感受到了一种“疲劳感”？无论你娱乐，休闲都挥之不去的疲劳？你是否在赚钱达成某个物质目标后突然出现一种茫然若失的空虚感？
这便是失去「自我」后的病态式自恋的结果，充满“饮鸩止渴”的悲剧色彩。
失去自我的人们急欲获得外部认同，需要“约约约”、需要被迎合、被奉承、无法独处，然而我们获得唯一救赎的方式却恰恰是被打脸，去独处，去感受不舒服（进而启动内省进程）。
我们灵魂感的历史性缺失，内心“否定精神”的丢失，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全面隐性渗透，终究孕育了“自恋社**”。
解开这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键何在？
其实，我们不用太悲观，因为当下大众已经呈现出一种面对当下社**的强烈“疲劳感”了，这种普遍的挥之不去的疲劳感就是一种潜意识的反抗机制。
我们只需有意识的抗拒社**给予的选项，并揭示其他可能性，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救赎。
著名社**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给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建议：
尽量克制对“自己”的关注，多关注欲望以外的事物。
坎贝尔也从神话学的角度提出类似说法：
“当我们不再以思考我们自己和自我保护为主时，我们便在意识上真正经历了一次英雄式的转化。”
切断对自我的过分关注也意味着，“外人”的成功或失败都与你无关。
譬如：你的好姐妹嫁给有钱人而你始终单身，这不能说明你不优秀（这是两件独立事件）；你兄弟升职加薪，并不意味着你能力不如他（这是两件独立事件）；你同事热爱旅游、热爱健身，一身奢侈品，也不意味着你“穷”或者你品味差（这是两件独立事件）。
放弃对自我的过度关注，也不是指一种谦逊的处世态度。真正的谦卑，与其说是虚伪的谦逊，而更像是不太在意自己。
在此之上，必不可少的，便是重塑「自我」的内向沉思之旅。
谈到内省，很多人**想到笛卡尔那句著名却又被广为误解的名言：“我思，故我在”，它其实强调的是哲学上何为“真”何为“假”的问题——即，笛卡尔认为：我们唯有在质疑的时候，才能唯一的确认是“真实”。
笛卡尔提出了身心二元论，即我们有独立的心灵和身体，虽然能安慰很多人（支撑灵魂实体的观念），但不太符合神经科学的实验，科学界内不太认可，因而并非一个好的践行方式。
相比之下，当代学者赵毅衡教授提出的“我错，故我在”，颇有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认知证伪主义的味道，显然更具实践价值。
我错，故我在。意味深长，具体怎么理解呢？
符号学重要创始人之一皮尔斯曾对“自我否定”做过生动解说：
大人教不**小孩“小心火炉”，火炉的温暖令孩子感到亲切，只有当孩子摸一下，烫的痛苦迫使他反思，这才**明白自己的无知。这个瞬间，自我出现了：“一个空的自我，被认错注入了个体意义。”
为方便大家理解，我简单画了一个示意图：
唯有“认错”，看到自己主观意识的局限性，才能启发对「自我」进行意义矫正的解释，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形成「自我」。可见，自我，是矫正自己错误的反思意识，唯有反复纠错中，才能无限接近真实的自我。这便是“我错，故我在”的实践哲学。
我们当下能够享用的科技成果，物质生活水平主要源自500年前的科学革命，这个革命的历史突破性其实就源自一个词：谦逊——人类首次承认自己的无知。
但是反观国内社**，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毫无缘由的自我、自信、自大，令人汗颜，人们对道德、责任的冷漠，对自由、权利的狭隘理解，人们抱团取暖却总是感到不安与孤独……人类社**是个“唇亡齿寒”的整体，没有人能狭隘利己而最终不受伤害。
这绝非一个人、一个地区的局部问题，这也并非单纯的政治哲学、人口**、经济学**、社**心理学、精神分析、脑神经科学或者文化历史学可以解释的了，于是我尝试将以上融合起来，描绘了一个“自恋社**”的图景，以图深刻理解“人们复杂行为背后高度的规律一致性”。
人类是充满着灵性的智慧生命，幼童有“心”，但学习能力过强的物种恰恰容易受社**意识形态的影响。
对于出生、成长于特定社**的人，很难看到自己思维的高度局限性，譬如：前面说的唐朝人、古埃及人、古印度人，基因跟我们毫无差别，但思维差异竟如此之大。
如果你看过威尔斯的《盲人国》就**强烈的感受到，一个视力正常的人，在盲人（思维残缺）的国度里，不仅无法发挥优势，反倒沦落到自废双眼才能融入社**的结，但这正是社**恐怖的一面。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疯子”的口说了很多，其中两句话，直到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一句是：“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另一句是：“从来如此，便对么？”
鲁迅对人类社**实质的洞察，真可谓千古一批（判）。但这恰恰孕育着希望。用王尔德的话来说就是：
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
我们都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本文部分参考书籍：
《启蒙辩证法》、《批判**》、《科学发现的逻辑》、《说中国》、《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自我的根源》、《单向度的人》、《物体系》、《故事人类学》、《人类简史》、《王尔德狱中记》、《社交天性》、《社**心理学》、《荣格文集》、《神话的力量》
李少加，公众号：少加点班，人人都是产品经理专栏作家。《进化式运营》作者，“基于用户视角的用户养成运营框架”提出者，互联网商业独立研究者、运营管理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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